**一、序言**
十九世紀荷蘭有個近乎傳奇的人物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他一生做過的事幾乎令我難以致信：學術上他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的創辦人，擔任過神學教授及校長，也是荷蘭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寫了等身的著作與三巨冊的神學百科(encyclopedia)；在教會方面他是牧師，從當時傾向自由神學的荷蘭改革宗教會(Netherlands Reformed Church)脫離出來組成一個約十八萬人的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es)；政治上他是國會議員，重組抗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使其成為荷蘭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黨 ，並擔任約四十年的黨主席，他也作過四年的荷蘭聯合內閣首相，因任內貢獻卓著，以至政府把他七十歲生日那天訂為國定假日；文字上他同時擔任兩份刊物的總編輯：準則報De Standaard是當時荷蘭屬一屬二的日報，凱柏擔任了五十年的總編，而先鋒周刊De Heraud則為每週出版的靈修刊物，凱柏每週寫教牧的文章與默想小品[1]。這樣的工作量與產值，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頂多只能做其中的一兩種工作。
人的思想影響一個人至鉅，凱柏一生以加爾文主義者(Calvinist)自居，他對加爾文神學的闡釋與應用對當時的歐美與南非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後來有人將其思想稱為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tic)的創始者。本文擬以其在一八九八年應邀於美國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演講的內容，即六篇「論加爾文主義」(Lectures on Calvinism)來看他對加爾文神學的闡釋。本文之所以以此演講為主體，因為這是凱柏龐大思想系統中較精簡的摘要，當時的凱柏在荷蘭正達到其人生的高峰：他同時是神學教授、國會議員、抗革命黨主席、以及準則報總編，三年後他便成為閣揆，而這些演講的對象是北美的加爾文神學界學者，普林斯敦大學重量級的華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教授便是當年邀請他的人。凱柏離開自己的勢力範圍，面對另外一洲的加爾文神學學者演說，相信所認真準備出來的內容也能相當代表他的主要思想與立場。
**二、背景**
2.1 荷蘭歷史
尼德蘭(Netherlands)意為「低地」，指中世紀歐洲西北部萊茵河下游的地區，古代曾由羅馬帝國統治，中世紀初成為法蘭克王國和查理曼帝國的一部分。十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征服了荷蘭，他逝世後荷蘭又被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統治。改教時期天主教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穆(Disiderius Erasmus) 就是荷蘭人，當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席捲歐洲時，荷蘭人開始接觸到加爾文的神學，並反抗羅馬天主教。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對荷蘭一直實行經濟、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奴役政策，後來荷蘭貴族威廉一世親王在長達八十年的戰爭中打敗了西班牙人後獨立。荷蘭海軍也擊敗了西班牙海軍，其商船隊逐步代替了西班牙商船，並在亞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殖民地。荷蘭商人於十七世紀初在亞洲成立了荷屬東印度公司，又在美洲成立了西印度公司。這兩個公司以帝國主義的強權在全世界建立城堡和採購站，從殖民地奪取了巨額利潤[2]。在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共卅八年間，荷蘭人也曾侵佔台灣部分地區，派駐守兵二千，並築熱蘭遮城與赤崁樓，之後被鄭成功將軍打敗趕走。
十八到十九世紀英國和法國興起，荷蘭成了兩國鬥爭的戰場，後來法國拿破倫軍隊入侵，荷蘭亡國，至一八一四年脫離法國獨立[3]。
2.2 宗教環境
荷蘭因為在戰爭期間體會過顛沛流離的痛苦，也得到過鄰國友邦的協助，因此對於各種不同的信仰極為寬容。他們允許天主教徒自由居住與謀生，允許重洗派信徒公開聚集，使得荷蘭成宗教逼迫之人的避難之處。荷蘭改革宗於一六一八年在多特〔Dordrecht〕舉行的會議中決定譴責亞米念思想，而著名的加爾文主義五特點（Five-points of Calvinism）便是這時開始的，都是針對亞米念派，這五點救恩論立場是人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神對人無條件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表有限贖罪（Limited atonement），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以及信徒永不失落（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4]《海得堡教義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與《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都是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教義。
到了十九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對教義的理解逐漸僵化，失去了當年的火熱，而受啟蒙運動影響的現代神學逐漸進入荷蘭大學裏。當時的現代神學是以理性主義的精神，大幅度地修改基督教教義內容，接受德國神學家施來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思想，以人為中心，認為應在人類經驗之內尋找上帝的啟示，卻對正統神學仰望人類經驗之外的客觀終極之啟示心存偏見[5]。這些改變都肇始於研究神學的高等學府裡，而當時持正統信仰的改革宗教會界過於孱弱無力反擊，於是現代神學自由派思想所訓練出來的學者與牧師便逐漸蠶食原本正統而單純的荷蘭教會與教育界，開始是在Groninger學院，之後擴張到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凱柏的神學指導教授蕭騰(J.H. Sholten)與其他教授都熱衷於經文批判(textual critisism)，讓學生時期的凱柏敬佩不已，有一次蕭騰上課時用學術論述否定耶穌肉身復活的可能性，全班神學生都讚嘆地起立向這位老師致敬[6]。
廿世紀荷蘭政府因對信仰的寬容政策，所以宗教是多元的，不論是天主教或是新教的信義會與改革宗都同時存在，而以後者影響力最大。凱柏同時代歐洲的加爾文派學者還有荷蘭的巴文克(Herman Bavinck)及在蘇格蘭的鄂爾(James Orr)。北美的加爾文派學者則有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的察賀智(Charles Hodge)、艾賀智(A.A. Hodge)、華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及費城西敏寺(Westminster)神學院的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等人。
2.3 政治環境
一八四八年荷蘭修憲成為世襲君主立憲王國，王位繼承依長子繼承法傳位給直系的男性或女性後裔。雖然國王名義上握有中央行政權並與國會行使立法權，但僅是虛位元首制，不對政府的任何行動負責，所有的王令都需經內閣總理副署，以負起實際的行政責任。立法權屬國王和議會，行政權屬國王和內閣。到凱柏時代的荷蘭都還是由皇家與貴族統治，直到他開始改組抗革命黨，荷蘭才開始真正的民主政黨政治[7]。
凱柏的抗革命理念(Anti-Revolutionary Party)並非反革命(contra-revolutionary)，反革命是指貴族王侯與保守的天主教立場，但凱柏事實上贊成發生在美國的革命(獨立戰爭)、英國的光榮革命、和形成的民主政治。凱柏所反對的是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式的恐怖流血革命，法國大革命打著無神論人本主義旗幟，高唱自由口號，卻將人性中弱肉強食的貪婪殘暴表露無遺，使貧窮弱勢者受到欺凌，使整個法國陷入黑暗的混亂中。
凱柏的抗革命黨使荷蘭形成很特殊的縱向區隔政治(verzuiling)，意指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型態的群體，在彼此尊重下享有非常大的自由，政府干涉極少，形成多元而豐富的社會[8]。該黨後來於一九八零年時與另外兩黨合併，成為今天荷蘭最大的政黨「基督教民主黨」(Chisten-Democratisch Appel)[9]。
**三、凱柏的經歷**
3.1 心路歷程
凱柏在荷蘭Middelburg鎮裏長大，父親是牧師，家庭教育極為保守，甚至禁止凱柏閱讀報紙[10]。他自幼成績優異，不到二十五歲就取得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然而由於該校的現代自由派神學教育，使他失去了年幼時對上帝單純的信心，而完全以學術代替了他對上帝的信仰[11]。
不過在他生命中卻發生了幾件事使他僵冷的靈魂再度逐漸甦醒。第一件事是他的參賽得獎論文，題目是：「比較加爾文和拉司基的教會論」[12]。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1499-1560)是位波蘭改革宗學者，但著作均已失散，凱柏當時遍查法、德、英各大圖書館藏書，卻只找到三、四本相關著作，後來在絕望中經友人介紹在一位老牧師家中獲得數十本早已絕版的拉司基著作，這樣的經歷使他對上帝充滿感恩，也藉由研讀改革宗經典作品而影響了他日後的神學思想。第二件事是柔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小姐，也就是他後來的妻子，送他的一本書《瑞里夫的繼承人》(The heir of Redclyffe)，這本小說的情節深深感動這位剛畢業的神學博士，使他看見自己雖然博學優秀，仍然是一個軟弱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救贖。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題到「閱讀瑞里夫的繼承人讓我哭得像個小孩，並跪下禱告，深深懊悔」，這本書打破了他的自負與自滿，對他個人而言的意義僅次於聖經[13]。
第三件事是他畢業後一年結婚，便被派到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德(Beesd) 的小教會牧會。他一到就發現那裏從事農勞苦力、純樸卑微的信徒們的冷漠，由於他們對歷任牧師講台上現代神學的反感，已經許多人不來作禮拜了。雖然這些人曾被歷任牧者視為麻煩人物，凱柏卻對他們的不友善產生一種莫名的興趣，所以繼續安排家庭探訪。有個女會友叫佩蒂菈 (Pietronella Baltus)，是個貧窮工人的女兒，當面拒絕與凱柏握手，她認為那些假冒為善的牧師，只會說些客套話，卻不能用真理使靈魂飽足。凱柏在這個偏遠的鄉村很驚訝地發現，這些沒有讀書的鄉下人竟比他更熟悉聖經中最基本的真理，這位在校常受老師讚揚的優秀學生寫道「我在大學裏受的神學教育太差，以致我對聖經的知識無法和這些窮人相比」[14]。「我對加爾文和拉司基的研究從未將之視為真理，我內心反對他們，我只把他們當成歷史來研讀」[15]。他發現「這些平凡的工人，隱藏在角落裏，用他們粗鄙的土話告訴我加爾文在大學裏用優美的拉丁文寫的內容。這些粗工甚至沒聽過加爾文的名字。但他的教導卻能在幾世紀後一個外國的無名村莊裏，讓一個普通工人明白」[16]。這個經歷震撼了凱柏的靈命，再度皈信真理源頭，並從此後一生都以加爾文主義者(Calvinist)自居。
3.2 為真道竭力爭辯
凱柏後來到首府阿姆斯特丹牧會，為了堅持正統教義不可修改，他與當時同宗派的荷蘭改革宗教會(Netherlands Reformed Church)的領袖們激烈辯論，後者稱為倫理翼(Ethical wing)，因受施來馬赫影響認為教義與理性都不重要，應該把信仰重點放在個人經驗範圍內。之所以稱為倫理翼是因為他們強調信徒的社會責任，持經文批判立場，而不在乎教義的修改與協調，願意為教會和諧來犧牲教義。凱柏後來因極力主張教會革新，不肯與自由派思想妥協，終於被迫與教會當權者決裂，另組一個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es)的教派，原荷蘭教會有七十六位牧師與十八萬信徒都跟隨他拒絕自由派神學而離開[17]。
凱柏又意識到當時所有國立大學的神學教育都已經受自由派的影響，而敬虔正統信仰的下一代一旦進入這些學校便如他自己當年一樣失去信仰，因此他努力爭取法令鬆綁，讓財務拮据的私校可以繼續獲得政府補助以與公立大學競爭，也爭取讓私校畢業生可以不需再經過另一次國家考試來取得文憑，這樣的做法使堅持正統基督教立場的私立大學得以繼續生存，也讓他看見有些決策與影響力是必須要參政才能達成的，這為他日後到國會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筆，也讓他興起了自創正統基督教立場大學的心願[18]。
凱柏於卅六歲以高票當選議員時是當時國會第二年輕的成員，他辭去牧職時完全不認為是放棄他屬靈的呼召，反而視之為與其他抗革命基督徒共同努力根據真理改造社會的起點，是他原來擔任教會牧師所接觸不到的機會。藉著他在先鋒日報上犀利的筆鋒，以及抗革命黨的茁壯，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在信仰上他反對天主教的舊信仰，因為他觀察到後者所統治的南歐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義大利國力普遍都較弱；相對的新教國家如信義宗的德國、丹麥、芬蘭、瑞典、挪威，及改革宗的瑞士、荷蘭、英國與美國都變得進步強大。凱柏認為回到天主教是開倒車的作法，但他對新教中發展出不信聖經、不信耶穌復活的自由派學者更不認同。
但隨著他政治生涯的歷練，他又逐漸了解到若沒有足夠的同盟夥伴就很難執行心中的理想政策。他發現當時大部份新教的教會信徒對政治毫無所悉，也沒興趣了解，對於時政與社會更沒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立場，反倒是天主教有很清楚的一套世界觀，對所有當時事見與政策都有自己的看法與背後的神學哲學理由。他更發現在政治、社會、倫理議題上例如反對剝削女工與童工，新教與天主教雙方的立場幾乎都是一致的，於是他提議與當時的天主教議員合作組聯合內閣，成為多數執政黨，也因此擔任了四年的首相。
**四、凱柏在普林斯敦的演講**
史東講座（Stone Lectures）是普林斯敦神學院傳統以來的學術盛會，由創始人史東教授所開始。一八九六年普林斯敦大學的華菲德(B. B. Warfield)教授即邀請凱柏到該校演講並受頒榮譽博士學位，但凱柏因體認到當時他在荷蘭事奉的優先性而婉拒。兩年後普林斯敦大學再邀終於成行，立刻成為美國報紙頭條，他並在許多城市演講，與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會面，前後將近半年的時間，在美國掀起了一陣凱柏旋風[19]。
凱柏的史東講座共有六場，即「加爾文主義是個世界觀」、「加爾文主義與宗教信仰」、「加爾文主義與政治」、「加爾文主義與科學」、「加爾文主義與藝術」、及「加爾文主義與未來」來申論他對加爾文神學的闡釋與世界觀。
4.1 加爾文主義是個世界觀
凱柏首先定義他所謂的「加爾文主義」，並非天主教國家所意指的分離教派(sectarian)，也不是不問世事只管教義的虔敬派(confessional)，更不是狹隘的宗派主義(denominational)。他對其定義有三方面：首先從歷史角度看加爾文主義已與新教其他神學如信義宗與重洗派分離出來，從哲學上它涵蓋並主導了生活的各個層面，而政治上它確立了國家與憲法的自由精神，始自荷蘭、英國，而終至美國[20]。
凱柏刻意將加爾文主義(Calvinistic)與當時的改革宗(Reformed)分開，因為後者只關心教義與教會內的事務，而前者則涵蓋了社會每個層面，這樣的用法與同時期荷蘭Kampen神學院的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教授相似[21]。「世界觀」(worldview)一辭則取自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一書，當時歐洲學界多以「世界觀」一辭來指所有人類行為與思想背後的信仰體系。
在演講中凱柏說他掙扎於加爾文主義世界觀與現代主義世界觀之間已有近四十年之久，並嚴肅看待世界觀對學術界的影響。凱柏舉其神學老師蕭騰(J.H. Sholten)為例，剛開始時蕭騰還曾決心為約翰是約翰福音的作者辯護，但六年後他卻出了一本小冊宣稱約翰福音沒有一個字是約翰寫的[22]。這樣大的變化根據蕭騰說法是因為「第四福音已不再適合現代的世界觀，因為現代都是以經驗作理論基礎」。這樣的理由使凱柏對激進的經文批判學術完全失去信心，因為他發現這些學者思想背後都先有了預設前提，就是他們原本的世界觀，因此影響了他們的研究結果。
現代主義(modernism)是凱柏這部份演講所反對的重點，它包含三部份：法國大革命背後的哲學、德國黑格爾的泛神論、和英國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些理論都以人為中心，試圖用自然界的現象來取代上帝的啟示，因此法國大革命是進化論的最高峰。法國大革命中所產生的罪惡與人性的貪婪殘暴比它所試圖消除的更多，這樣的批評與馬克思(Karl Marx)很像，因後者觀察到該革命之後的貧富懸殊與欺壓窮人比之前更甚，因而批評革命背後財富擁有權的觀念。馬克思諷刺法國大革命中號稱的「自由」是在追求個人慾望與利益，而「平等」則是確認每個人的自我中心價值，其結果是用國家法律保障財產的不平等分配。凱柏雖然反對馬克思的政治理論，卻對他指出個人主義的弊病十分欽佩[23]。
德國的泛神論則是一種現代的異教文化，將上帝與受造世界之間的界線消除了，因此上帝變成一種沒有位格的大自然的力量，而所有的人變成神的一部份。在消除了神人之間界線的同時，是非善惡也變成相對的，個人、教會、與社會的道德意識漸漸薄弱，因此許多人感到生命無意義，自殺的人數就多了起來。既然上帝不存在，國家就成了至高的權力，造成出現獨裁政權的危機。凱柏把這種泛神論的思想歸因於德國的康德、黑格爾、施來馬赫等哲學家，使所有宗教的內涵都被視為不合科學、非理性的範圍[24]。
至於進化論，凱柏並非反對科學的發現，而是反對進化論中無神創造的部份，為融合創造與生物學的進展，凱柏使用「進化創造」(evolutionary creation)一辭。相對於同時代稍早的美國的察賀智(Charles Hodge)強烈反擊進化論，其繼承者華菲德(B. B. Warfield)與艾賀智(A.A. Hodge)則持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與凱柏有異曲同工之見[25]。凱柏認為科學界將僅僅是理論之一的進化論神化成真理，而其氾濫結果則演變成將國際間與社會上的弱肉強食的行徑，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藉口合理化。他擔憂新教似乎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套世界觀，而現代主義卻擁有之。
4.2 加爾文主義與宗教信仰
對凱柏而言，上帝對一切受造物的主權的教義比因信稱義的教義更優先，我們必須先了解神論中上帝絕對的主權，之後才來看受造物中的人，在他墮落後神如何救贖他。因此凱柏的名言 "There is not a square inch in the whole domain of our human existence over which Christ, who is Sovereign over all, does not cry: 'Mine!'" 「在整個宇宙中間沒有一方寸的空間是基督沒有宣告其主權的」。因此凱柏講普遍恩典(上帝的攝理)比特殊恩典(救贖恩典)更多，他更認為加爾文神學中對改造文化的積極態度是信義宗神學所缺乏的。在此演講中，他問了四個問題：
(1) 宗教信仰是為人而有的還是為上帝而存在的？他的答案是信仰是為上帝而存在的。因為上帝造人使他有宗教性，結果不認識上帝的人不斷地從人的自我中心角度來創造俗世宗教，為了得到自己今生或死後的好處，這種人為中心的宗教不是基督教，因基督教的信仰是從上帝的主權來，以上帝為中心，也是為上帝而存在的，凱柏認為這才是加爾主義講的上帝的主權[26]。
(2) 宗教信仰是直接接觸上帝還是需要中介者？答案是直接與上帝接觸，不需經過任何其他中介人如神父等，因為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中保。若尋求上帝還需要其他人的中介，表示這是人為中心的宗教。凱柏批評改革宗教會已經過度強調預定論與救贖論，只在教會內講教義，不太對世界講上帝的普遍恩典。凱柏也認為民主制度的成功，來自於勇敢不怕獨裁政權的基督徒的爭取，他們因相信自己已蒙揀選得永生，便不怕死地為國人爭取民主自由，這狀況有點像當年中華民國創立時孫逸仙博士所率領的許多基督徒革命烈士一般。
(3) 宗教信仰涵蓋生活的部份或全部？答案當然是全部，因為「加爾文主義者反對將信仰侷限在衣櫥裏、教會內、與斗室中」[27]。普遍恩典的神學使宗教信仰跨出教會，對於重洗派的反文化，或是一般基督徒的政治恐懼症(politicalphobia)，他都不以為然。
(4) 宗教相信人正常或需救贖？答案是人的全部都已被罪玷污，需要救贖，因此基督教完全不同於對人性樂觀的人文主義。當時德國神學界流行高等批判，如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以文學批判批評聖經，是犯了預設「人理性正常」的錯誤，因為他以為人比上帝更懂正確的標準。若人一切正常，則無救恩的必要，因此凱柏認為不能單以理性作為相信聖經的主要基礎，而應以信徒心中聖靈的見證來作信的基礎。有趣的是凱柏不相信護教學有用，因他認為完全以理性進路來為聖經辯護是不可能的，因為聖經是功能性多於理性目的﹔這樣的看法恰與地主華菲德相反，後者相信聖經的哲學性與理性辯論真理的可能性[28]。這樣的差異背後可能的理由是歐洲啟蒙運動中所經歷的無神思想導致的悲劇如法國大革命與知識、宗教界負面的亂象已經非常顯著，因此凱柏及歐洲學者如巴文克都對啟蒙運動高舉人理性的樂觀持保留態度，但在崛起中一切欣欣向榮的美國則無此顧慮因此對啟蒙運動持教樂觀的看法[29]。
另外凱柏也提出他對教會的觀念，他視教會為一個有機的(organic)活物，是一種生命體而非只是組織；他認為不同宗派的教會可形成許多有機的生命體，讓社會多元化﹔相對地，他認為國家是機械式的，不是有機的，因此國家重點在規範，而教會可盡量成長而多元，他以此理由反對國家教會或是國教。
4.3 加爾文主義與政治
凱柏在此段論述國家政府主權、社會主權、與教會主權。
(1) 國家政府主權
加爾文對政府權柄有很清楚的立場，所有的權柄來自上帝，政府所行使的權柄也是上帝所委託的。因此，國家是上帝普遍恩典的機制，藉此得以防止邪惡的橫行。至於那一種政體符合聖經？加爾文與凱柏都沒有特別的說明。因時空背景，加爾文似乎傾向貴族政治[30]，而凱柏也沒有特別為民主政治背書，因為為了防堵人的罪而設立的政府與人的制度總是不完美的。
凱柏反對影響法國大革命的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7-1778)看法，即完全由民意主導政權(popular-sovereignty)，因為這完全是個人主義的心態，不在乎上帝的主權，而且最後導致弱勢者被踐踏。他也反對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將國家的正義等同於上帝，因此無限上綱的國家權力被馬克思使用在共產理論的基礎中[31]。他將社會主義分為社會民主模式與國家社會模式，前者社會國家為人民服務，如同僕人服事主人；後者則是國家在人民之上，如父親照顧小孩。
(2) 社會主權
社會各群體領域的主權皆來自上帝，如同教會，凱柏認為社會也是有機的，照馬丁路德的分法國家、教會、家庭都可算是社群領域(social spheres)之一，但國家需依憲法和執政的政府來管理其他領域，國家的運作是機械式的，不是有機的，國家的功能在於防範罪的權勢，所以管理權力應該最小化，只集中在維持各社群領域間彼此尊重的界線、保障弱勢者權益、以及徵稅維持國家統一三點上面。國家內各社群領域皆有其本身結構與表達意見的自由，不應強迫其他人接受，也沒有一個社群能代表全體最高利益，這樣的觀念成為荷蘭政治社會多元化的基礎。他其實也有意識地在為持正統信仰的歸正教會可以在自由主義當權的環境下完全自主、不受干涉地運作鋪路。
(3) 教會主權
雖然加爾文曾同意讓政府勢力介入教會事務，例如同意燒死塞以維特（Servetus）的事件，但凱柏認為這是因為當時中世紀政教不分的殘留狀況，之後政府不應再干涉教會事務，因為國家與教會分屬不同領域，都要向上帝負責，這裏我們看到一點馬丁路德兩國論的影子。國家依自然知識、法則與良心治理，它並無能力判斷屬靈事務，因此他主張刪除《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中第卅六條「政府應除去並防止所有拜偶像與假敬拜」，以將政教清楚區隔[32]。
4.4 加爾文主義與科學
凱柏對科學的定義是指「人類全體的學問，包含人文學科」[33]。他拒絕以經驗主導的學問方法，而以找出經驗現象背後的宇宙通則、定律為目標。因為當時許多學者如英國的科學教授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受康德知識論影響而主張不可知論(agnosticism)。康德認為人只能看到現象(phenomena)，而不可能知道現象後面的本質(noumena)，因此這些科學家也認為科學知識只能限於可觀察到的現象，更有些不可知論者如英國的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將科學歸於知識領域，而將宗教列為潛藏在宇宙背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凱柏題到十六世紀荷蘭改革宗的威廉一世打敗西班牙天主教的國王腓力二世，而因信仰的文化使他們愛慕知識，建立禮敦大學，而非追求財富，因此當時荷蘭吸引了歐洲許多一流的科學家，而陸續發明了望遠鏡、顯微鏡、溫度計等，並建立了現代科學的基礎，他視之為加爾文主義的光榮史。因為所有科學都是屬上帝的，所以基督徒科學家大可毫無忌諱的進入非基督教科學界的領域，但只有他們才看得清楚這些知識是以上帝為中心。
凱柏認為以前基督教的錯誤在於將永恆事物與現實界分開的二元化，以至所有基督徒只關心靈魂得救問題，但他認為創造的最後目的不是靈魂的救贖，而是全宇宙的更新，而他認為加爾文也體會到福音中這樣廣大、全面、宇宙的意義[34]，因此全宇宙都是救贖的範圍，也都是上帝恩典的範圍[35]。因此上帝在教會外的普遍恩典都值得認真研究發揚，以增加整個世界的榮耀，加爾文也說「我們讀古人的著作只有讚嘆敬佩，我們要敬佩他們，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確是優美。我們豈不當把那受稱讚的和優美的歸因於上帝嗎？這樣，我們為這麼大的忘恩負義感到羞愧」[36]。凱柏解釋加爾文意指「不懂欣賞世界知識是表示對上帝普遍恩典的不感恩」。
他這樣並非認同天主教的看法，後者認為墮落後的人只喪失屬天的部份，但本性仍未墮落，因此還有「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來用理智認識世界與真理的能力；但加爾文認為人的全部都已被墮落玷污，不過因為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我們仍應正面看待世界的各種美好的學問，雖然理性已玷污，但仍能看見並欣賞上帝一流的創造與普遍恩典。為避免重蹈往天主教對科學家伽里略誤判的錯誤，凱柏認為教會應該把判斷科學正誤的權責完全讓出給仍有普遍恩典的世界，而只要專心於特殊恩典的領域即可；另一方面他也不茍同敬虔主義對科學發展毫不在乎的態度。
在科學(學問)的分類上，凱柏把自然科學放在最低層次，因為不論科學家信不信主都不會影響其研究結果，但隨著學問漸往抽象的理論的更高層次走，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差距就逐漸拉大，無法彼此了解。凱柏認為人類的科學不是真正中立的，乃是受了背後預設的影響，因此基督徒應該建立一套無預設的、屬上帝的科學系統，但這樣的工作應在教會之外完成，這樣的號召引起了許多加爾文主義的學者開始作探討並認出預設的努力。
4.5 加爾文主義與藝術
凱柏說美學是「美與壯觀的永恆意義，藝術是上帝給人最豐富的禮物之一」[37]。有人誤解加爾文反對藝術，但凱柏認為加爾文其實是將藝術從宗教的圖像中解放出來，讓藝術脫離宗教附庸的地位而馳騁在世界上，並藉著彰顯自己的美麗而榮耀上帝。凱柏與加爾文一樣反對教堂中的「圖像」，認為這是來自德國的泛神論，但上帝創造時是以「語言」創造，而祂流傳給人類的啟示是祂的「話」－－聖經[38]，因此宣講上帝的道才是教會的重點。
其實加爾文時代美學還不是一門正式學問，因此有些看法是凱柏的推論。凱柏演說時題到早自柏拉圖就問到的美學問題：「藝術所仿效的對象是自然界還是形而上的世界？」凱柏的答案是「藝術是透過這個罪惡的世界反應更高層次的真實」，意即藝術提醒我們所失去的伊甸樂園超凡之美，並讓我們遙望將來新天新地之壯麗[39]。凱柏批評抽象藝術忘記了自然之美，認為抽象主義(idealism)受康德影響， 不重物質(客體)而重主觀(主體)藝術感覺，其實柏拉圖的實物模仿說更能由世界之美來反應屬天的永恆美。但他也反對只有完全寫實的模仿，而認為藝術應該要超越自然之美。
如前述凱柏視十六、七世紀荷蘭為加爾文主義的光榮史，當時著名的畫家如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及維梅爾(Jan Vermeer)都是在加爾文主義的文化環境裏養成的世界級繪畫人才，而預定論讓人更去注意身邊卑微的小人物，因此他們也自然進入化作中，因對基督受苦的體會而更能感受人的受苦[40]。
4.6 加爾文主義與未來
物質文明的進步使人心更焦慮空虛，「外在生活的肥大造成嚴重的靈性萎縮」(the hypertrophy of our external life results in a serious atrophy of our the spiritual )，離棄神的結果使極端悲觀的哲學家如尼采(Nietzsche)與叔本華(Schopenhauer)等一一出現，而文化悲觀主義如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更指出西方文明已走到終結、無創造性的盡頭，是腐化的冬天。
這一切現象的診斷，依凱柏看法，是「屬靈的退化」所導致。他同時舉出兩種無效的處方，即走向自由派的新教，以及天主教，並認為只有加爾文主義才能有效治療這些病症。
在新教裏他發現自由派走向兩個極端：施來馬赫強調宗教的神秘、想像、與感覺的功能，並根據個人經驗對經文與教義重新解釋；而李敕爾（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則走向倫理與利他主義，認為福音應該是屬於倫理性質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另外凱柏則發現天主教是他對抗無神論與泛神論的好夥伴，因為面對現代主義與自由派神學的挑戰，天主教的教義與加爾文主義在這方面是一致的。但凱柏並不認為完全倚賴天主教的領導能把國家治理好，因為天主教國家普遍較弱，所以他選擇與他們在政治上聯盟組閣，因為彼此政治與社會立場接近，是一種務實考量下的做法。
**五、結論**
凱柏對加爾文神學的闡釋並非完美無缺，但他有幾點讓我印象深刻。
首先是他將信仰落實在他生活的每一個部份，並依此建立了對全部事物的世界觀，舉例來說就像是我們打開報紙，每一條新聞他都有根據加爾文主義對該事件的立場與評論，而非人云亦云或漠不關心。這種深度神學、倫理的分析與立場一直是天主教的強處，也是新教，尤其反智傳統的華人教會的弱點。凱柏的榜樣提醒我們應有一套聖經的世界觀，不能光批評別人的觀念不好，自己卻沒有一套根據聖經的看法提供給世人。
其次是他對各樣學問的涉獵廣博，因此能對許多事物與政策有全面性的思考與洞見，在今天教學與分工細微的時代，基督徒父母對下一代的教育若能以培養神國人才為心志，訓練廣、博、深、而對時代流行的事物有批判能力的孩子出來，用各樣方法鼓勵他們熟讀上帝的話，將來在各崗位上服事上帝，對社會國家才會有實質的貢獻。
第三是基督徒從政的人太少，教會也沒有意識到此類服事的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專業，凱柏的例子讓我們重新思考上帝普遍恩典的重要性，若教會能有鼓勵成熟有恩賜的基督徒從政來服務全民的文化，台灣的未來應會更美好，而信徒居住在這片土地上也更平安蒙福。
最後是基於曾受殖民之害的台灣與中國人立場，仍難免對凱柏未曾檢討荷蘭曾經有的殖民政策感到失望，雖然他曾批評反對荷蘭的擴張主義，也推行殖民地居民的慈善救濟方案，但距離解放殖民地的管轄仍有段距離，可能是他時空背景下的盲點吧。這也提醒我們基督徒，自己永遠有盲點，也永遠有進步的空間，如保羅所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8:2)。只有謙卑靠主，終身學習，我們的事奉才會更精準，更合上帝心意。
**參考書目：**
Bavinck, Herman, The Future of Calvinism,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Review Vol.5, Editors: Benjamin B. Warfield, Philadelphia 1894
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Edermans Publishing Co. 1998
Kuyper, Abraham,Lectures on Calvinism,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8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Location:
[1]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2, Edermans Publishing Co. 1998
[2]中國大百科全書http://140.128.103.1/web/dbkabout.htm
[3]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荷蘭國情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64&ctnode=423
[4]荷蘭改教運動，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7.htm#歷史概述
[5]Leithart, Peter J.著，方嘉明譯，福音派神學到底發生了甚麼？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2.htm#COPYRIGHT
[6]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30
[7]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3-5
[8]bid. P.3, 24
[9]bid. P.4
[10]bid. P29
[11]bid. P.31
[12]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29
[13]bid. P. 31
[14]A. Kuyper, Confidentie, Amsterdam: Hoeveker en Loon, 1873. p.44
[15]Kuyper, Confidentie, p.46
[16]Kuyper, Confidentie, p.47
[17]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51
[18]bid. p. 44-47
[19]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72
[20]Lectures on Calvinism,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8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http://www.kuyper.org/main/publish/books_essays/article_17.shtml?page=2, p.14-15
[21]Herman Bavinck, The Future of Calvinism,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Review 17 (1894):1-37
[22]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91
[23]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99
[24]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04
[25]bid. p. 110
[26] Heslam, Peter S,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14
[27]bid. p. 117
[28]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27
[29]bid. p. 127-132
[30]加爾文，基督教要義，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5年卷四，廿章8節
[31]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52-154
[32]bid. p. 161-164
[33]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69
[34]Lectures on Calvinism,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8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http://www.kuyper.org/main/publish/books_essays/article_17.shtml?page=2, p.119-120
[35]Lectures on Calvinism,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8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http://www.kuyper.org/main/publish/books_essays/article_17.shtml?page=2, p.111
[36]加爾文，基督教要義，卷二，二章15節
[37]Lectures on Calvinism,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8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 P. Stone Foundation. http://www.kuyper.org/main/publish/books_essays/article_17.shtml?page=2, p.143
[38]蔡維民，加爾文與改革宗教會音樂關係初探，http://wwws.au.edu.tw/~tsaiwm/4-2-6.htm#_ftn1
[39]Heslam, Peter S, Creat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Abraham Kuyper’s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211
[40]bid. p. 218-9